助推上海市遗体捐献工作的九三人

颜福庆教授 颜福庆教授1944年所捐夭折孙女（双胞女胎） 没有解剖，就没有医学，而没有遗体，就没有解剖。然而，由于历史和传统的原因，我国遗体捐献工作起步晚、阻力大、发展慢。上海市遗体捐献工作自1982年在我国大陆率先开展，并于2001年3月1日颁布实施了第一部遗体捐献的地方性法规。截至2015年底，上海遗体捐献登记累计已达人，约占全国的1/3，实现捐献累计8770人，约占全国的2/3，成为了全国遗体捐献工作的领头羊。回顾历史，在遗体捐献工作的推动、立法和率先垂范方面，上海九三社员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涌现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 一、医学泰斗，捐献先驱 在我国近代医学史上，颜福庆（1882-1970）是一位享誉中外的医学泰斗：他是耶鲁大学第一位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的亚洲人，是著名医学教育家、公共卫生学家、国家一级教授；他先后创办了湘雅医学院、中华医学会、上海医学院、上海肺科医院、中山医院等医学教育和医疗机构，为我国医学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 其实，颜老不仅是一位医学泰斗，也是一位遗体捐献的先驱。他深知遗体对医学教育与研究的重要性，早在湘雅医学院担任院长的时候，就做了一件开先河的事情。 1920年10月6日，在《大公报》刊登了这样一条消息：“由湘雅医学院运来女尸首一具，请朱医士临场讲解。”一场惊世骇俗的人体解剖公开课，如期在长沙楚怡学校“菊花会”上进行，在长沙市民中引起了轰动。“菊花会”是当地举行的一场赈灾义卖活动。颜老将此当成科学普及的阵地，在向观众揭开人体解剖的神秘面纱的同时，也宣扬了解剖对于医学的重要性。 2014年3 月12日， 颜老的孙子―颜志渊老师来到上海医学院人体科学馆，因此向我们揭开了一段已尘封70多年的历史往事。据颜老师回忆，在他10来岁的时候，爷爷曾带他参观解剖陈列室，并指着一个标本瓶中的双胞胎女孩深情地说：“这是你的亲姐姐……”原来颜老师的母亲于1944年怀了一对双胞女胎，但不幸早产夭折。颜老为了医学事业的发展，怀着沉重的心情，毅然决然地将夭折的双胞胎孙女捐到了由他创办的医学院解剖室，保存至今。这珍藏的不仅仅是一件标本，更是颜老精神的最好见证与诠释。 早在1960年，颜老便嘱咐亲属：去世后将遗体提供给学校作解剖之用。然而，由于颜老在文革中深受迫害，不幸于1970年11月29日在家中含冤去世，一位医学巨匠就此陨落。因为身背了“反动学术权威”的罪名，颜老捐献遗体的愿望最终没有实现，无不让人扼腕叹惜…… 颜老于1956年3月加入九三学社，曾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兼上海分社副主任委员。在他的登高一呼和热诚感召下，谷镜汧、荣独山和林飞卿夫妇、苏德隆、郭秉宽、倪葆春和王淑贞夫妇、董承琅、顾绥岳及戴天右等一大批名医纷纷加入九三学社。1957年，医务界的九三社员就从原来的7人发展到81人，分布在全市22个医务单位。这些九三先贤们，在以后不同时期都为推动上海的遗体捐献工作作出了重要的历史性贡献。 由此可见，颜教授不仅是医学界的泰斗，也是九三社员开创遗体捐献的先驱，他毕生提倡捐献遗体，并身体力行。 二、病解大师，率先垂范 众所周知，病理解剖在最终明确疾病诊断和寻求病因上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病理解剖还是病理学教学的核心内容和知识来源。 谷镜汧教授（1896-1968）是我国现代病理学奠基人之一、著名病理学家、医学教育家、国家一级教授。他于1925年在德国获医学博士学位，1926年回国受聘于北京协和医学院，1927年随颜福庆到上海创办上海医学院。 谷老通过大量的尸体剖检发现了医学上的很多未知数，这些发现的未知数提高了临床诊断的正确率，提供了治疗疾病的有效方法，为此他极力倡导尸体解剖。1950年，他在《大众医学》《中华病理学杂志》上发表文章，发起签名运动，促进知名的科学家、社会名流加入遗体捐献志愿者行列。作为九三社员，他还在上海市政协会议上多次发言，介绍开展病理解剖工作的重要意义，得到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及临床医生的协作，使尸检工作得到很大的发展，为临床、教学、科研积累了大量宝贵的资料，提供了珍贵的病理标本，并在上海医学院建立了国内规模庞大、病种齐全的病理标本陈列室。 1955年3月14日，谷老写下了解剖志愿书：“本人是一个病理学工作者，深知病理解剖之重要，而又鉴于我国病理解剖之缺少，故愿将自己的身后遗体贡献于医学院作为病理解剖的材料。经过病理解剖之后，并愿我的骨骼制成正常（或病理）解剖标本，希望此身之最后部分还有用处。” 令人感动的是，谷老在文革期间惨遭迫害、身患重病弥留之际，仍念念不忘自己死后遗体要做解剖的诺言，叮嘱亲属将其遗体送去解剖，查找病变和病因，还殷殷嘱咐死后解剖时仔细观察他的心脏、血管、肾上腺等。他以实际行动实现了生前诺言，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一切贡献给祖国医学科学事业。 三、建言献策，助推立法 十年动乱，一场浩劫，遗体捐献工作也受到严重冲击。文革结束后，科学迎来了春天，医学科学也不例外。然而，遗体需求增加与遗体捐献匮乏的矛盾，严重阻碍了医学事业的发展。众多医务界的九三社员通过媒体、人大、政协等途径，积极建言献策，倡导志愿捐献遗体，促成了上海红十字会遗体接受站的成立，并助推了中国首部遗体捐献的地方性法规的诞生。 1980年12月11日，是九三学社上海第一医学院支社进行组织生活的日子。就在这次会议上，著名解剖学家、组织胚胎学家、国家二级教授、原上海市人大常委、政协委员王有琪教授（1899-1995）提出：“1980年人大不久将开，有几个问题可以提案，将来会有答案，如尸体解剖，请简单写提案……”彼时，民主党派刚刚恢复活动不久，九三先贤们对遗体捐献工作的重视及高瞻远瞩，非常让人敬佩。 谷镜教授 王有琪教授 谷镜教授写于1955年3月14日的遗体解剖志愿书 郭秉宽教授 顾绥岳教授 倪葆春教授 著名肺科专家、国家一级教授吴绍青教授（1895-1980）生前和家属、同事多次说过：“遗体是不必动用国家外汇去购买的、宝贵的科技资料。与其火葬，不如献出来，为医学发展作点贡献。”1980年，他因心肌梗塞病逝，根据他的遗愿，其遗体用于医学解剖，亲友为他致哀的花圈钱捐献给医学事业，治丧委员会把葬礼费用全部捐献给防痨协会上海分会。 1981年，上海市皮肤病眼病防治所所长、九三学社社员吴厚章教授给《解放日报》写信，建议提倡尸体解剖和器官捐献，并表示愿在身后献出自己的遗体。看到报上的来信后，有35位读者来信，纷纷表示愿在身后献出遗体，为发展祖国的医学科学，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贡献出最后一份力量。来信的读者中，既有共产党员，也有包括九三社员在内的民主党派人士；既有不少年老的退休职工，也有年轻的教师和工人，他们都认为，提倡尸体解剖和器官捐献，是移风易俗的一件大好事。 1982年，著名眼科学家、国家一级教授、原九三市委常委、上海市政协委员郭秉宽教授（1904-1991），在市政协五届四次全体会议上提出了“关于志愿死后捐献自身遗体和眼球的创议”。郭老指出，角膜病是致盲的主要原因，角膜移植术需要把新鲜尸体的眼球储藏起来，但取得尸体眼球十分困难，使许多本来可以恢复光明的盲人得不到救治，已经建立的眼库形同虚设。为了解决角膜来源问题，他特提出志愿在死后捐献自身遗体和眼球的创议，并通过这一创议作为生前立下的遗嘱，使之合法化。郭教授希望遗体捐献能在社会上蔚然成风，这样不仅可解决医学院校尸体解剖教学材料来源，更将是广大盲人的福音，则医学教学幸甚，盲人幸甚! 市政协办公厅对郭教授的提案进行了书面答复：对你的倡议我们表示完全支持和崇高敬意。自觉捐献遗体要克服旧的传统观念，要进行宣传、教育和倡导。市政协已通过报纸和政协《会讯》作了一些宣传，并转请有关部门注意这方面的宣传工作。 郭老于1991年9月28日去世，其亲属将他的遗体和眼球捐献给上海医科大学，实现了郭老生前的愿望，为医学事业贡献了一切。 上海市第四、五届政协委员，上海市科研先进工作者、上海市劳动模范、著名病理学家顾绥岳教授（1912-1991）也在政协积极建言献策。作为一名病理学教授，他深知各大医学院校尸源紧缺已成为医学教育的潜在危机。在市政协的提案中，他首次提出要加快发展病理事业，应大力提倡遗体的捐献，并多次在市政协座谈会上表示，带头捐献遗体，死后为祖国的医学事业作一次最后的奉献。 1991年1月，顾老因病去世，为了毕生追求的医学事业，顾老最后奉献出了自己的遗体。 1982年3月，来自上海的15位党政领导干部和顾问集体承诺——自愿在身后把遗体捐献给祖国的医学事业。在这些干部名单里，就有来自九三学社的上海市卫生局副局长朱瑞镛教授（1919-1994）。他们的身先士卒和垂范精神，极大鼓励了普通民众改变思想、移风易俗。在上世纪80年代，读者纷纷给报社写信，要求登记捐献遗体，让生命的意义，能以另一种方式造福人世。 1982年9月，市卫生局与市红十字会制定《上海市接受志愿捐献遗体暂行办法》，经市政府批准后在国内率先实施，由市红十字会承办，先后在上海医学院等6个医学院校建立了“红十字会遗体捐献登记接受站”，正式开创了我国大陆地区的遗体捐献工作。 1995年6月，上海市十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了《上海市红十字条例》，将“开展志愿捐献遗体工作”列入红十字会工作职责。 1998年，上海市人大将《上海市遗体捐献条例》列入市人大《上海市地方性法规五年（1998-2002年）立法规划建议表》。 2000年12月，上海市人大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正式审议通过了《上海市遗体捐献条例（草案）》。 2001年3月1日，全国第一个有关遗体捐献的地方性法规《上海市遗体捐献条例》正式颁布施行。 纵观上世纪80年代，由于市领导和老干部们的引领，一大批包括九三社员在内的医学界老专家和教授们的大声疾呼、率先垂范作用，极大地鼓励了普通民众改变思想、移风易俗，纷纷要求登记捐献遗体，其精神与大爱令人感动和敬佩。 四、志愿捐献，“九三”第一 1982年，自上海红十字会遗体捐献登记接受站正式创立后，就陆陆续续有市民前往登记。那么，究竟谁是上海第一个登记遗体捐献的人？谁又是上海第一个实现遗体捐献的人呢？据市红十字会相关负责人坦言，这些“最早”都发生在市红十字会开展遗体捐献工作的前一年，即1981年。在市红十字会遗体（角膜）捐献纪念网站上，1981年登记遗体捐献的志愿者一共有两位，赵乐事先生（1904-1982）就是其中的一位。 我们有幸查阅到赵乐事先生的遗体捐献志愿书，并得知赵老是九三学社社员。 解放初期，赵老即加入九三学社，曾任九三学社黄浦区支社主任委员、黄浦区政协常委和人大代表等职务。解放前，赵老曾任过民营大陆广播电台的台长。该电台曾为中国职业妇女俱乐部等团体举行义卖音乐会播音，募集经费救济难民和支援新四军抗日。 据赵老记述，他曾于1958年11月间，同颜福庆、董承琅二老同车赴北京开会；1959年春，又在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与倪葆春同志同学。三位医学专家都很关心赵老的健康，督促他积极治疗。 与赵老同行的三位九三先贤，除董老于1992年病逝美国外，颜老和倪老都大力倡导遗体捐献，并身体力行。倪老（1899-1997）是著名的医学家、中国整形外科先驱、国家一级教授，曾任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上海市第一、二、三届人大代表、政协第五、六届委员等。1983年，他就填写了遗体捐献志愿书。1997年10月28日，倪老因病去世，实现了捐献遗体的愿望，将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医学事业。 半个多世纪前，几位九三先贤或同车赴京开会，或同在社会主义学院学习。数十年之后，他们虽职业不同，但殊途同归，都为上海遗体捐献工作作出了不朽的贡献！他们是九三的骄傲！他们是中国的楷模！ 赵乐事先生的遗体捐献志愿书 赵乐事先生的病历(部分） 五、引领红会，弘扬捐献 作为红十字会的引路人，历任理事长们前赴后继、殚精竭虑地推动上海市遗体捐献工作的发展，他们或率先垂范，肩负起创立我国首批红十字遗体捐献登记接受站的历史重任，或忠实贯彻实施我国首部遗体捐献地方性法规，并在法规颁布实施后，推出一系列创新举措，助推遗体捐献工作迈上一个又一个新的台阶。 原上海市副市长、九三学社主委谢丽娟同志于1990年被推选为红十字会理事长，任期近20年。谢主委于1961年毕业于上海第二医学院，从医20余年，非常了解尸体解剖在医学中的重要性。上海市红十字会在她的领导下，自上海市遗体捐献条例于2001年颁布实施以来，每年都举行富有特色的主题纪念活动，并推出了一系列创新举措，如将每年的3月1日设定为遗体捐献纪念日；创造了众多中国第一，如首座红十字遗体捐献者纪念碑、纪念馆、纪念园、纪念网站以及第一首为遗体捐献志愿者、实现者所创作的歌曲《生命之歌》等。 这些创新性举措在社会各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极大地推动了遗体捐献事业的发展，并涌现出许许多多的感人事迹，如荣获“博爱家庭” “奉献之星”“浦东好人”称号的戎宏之家庭就是其中之一。 戎宏之女士出生于医学世家，她的祖父是从日本留学归来的名医，她的父母亲也是医务工作者。1997年，当父母要去办志愿捐献遗体手续时，子女们还难以理解，是父母的一席话打动了他们：“我和你们爸爸这一生既平凡又渺小，如果在生命的最后还能为人类的未来做出一点贡献，那就是我们的心愿。”在两位老人家相继病逝，实现遗体捐献愿望后，受他们的影响，他们的子女及其他亲属共13人也相继加入到捐献遗体志愿者行列，成为了人间大爱的最美接力者。 戎宏之和她的家人希望以自己的行动，号召更多的人加入到遗体捐献队伍中来：“生死轮回，赤条条来去本身就该无牵无挂。人死了之后，身体对本人来说已没有意义，若身后还能为社会为人类作贡献，那等于是把自己的生命延续了下去。” 从1982年在全国率先建立红十字遗体捐献登记接受站至今，不过34年，从2001年颁布实施全国首部遗体捐献地方性法规至今仅有15年。就在这短短的二三十年，由最初的举步维艰，到如今的蔚然成风，上海的遗体捐献工作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原中国红十字会彭佩云会长曾多次到上海视察红十字遗体捐献工作，对上海遗体捐献工作给予很高的评价，并为徐汇区遗体捐献志愿者之家欣然题词：“遗体捐献志愿者工作是一项崇高的文明事业，向你们学习，向你们致敬！” 上海的遗体捐献工作之所以有今天让人欣喜的局面，究其原因可以归纳为一句话，那就是：众人拾柴火焰高。这众人当中，既有众多九三先贤们坚持不懈的大力提倡和率先垂范，更不离开上海市红十字会会长、九三学社上海市委老领导谢丽娟主委殚精竭虑的积极引领、开拓创新和默默奉献， 他们的历史功绩将载入史册。 六、“九三”群英，继往开来 综上所述，我们已经了解到九三学社上海市领导和部分先贤们在遗体捐献历史进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然而，为此作出贡献的还有更多的九三人，他们的事迹或见诸报道，或默默无闻，据不完全统计，完成志愿捐献遗体登记和实现捐献的上海九三社员及其家属数以百计。由于篇幅所限，以下仅介绍部分社员的事迹。 （1）荣独山（1901-1988），原上海医学院著名放射学家、国家一级教授，曾任第一至六届上海市政协委员、常委。1988年荣老因病去世，实现了自己生前捐献遗体的愿望。 （2）戴天右（1904-2002），原上海医学院公共卫生学二级教授．中国妇幼保健创始人之一，曾任第一至六届上海市政协委员、常委。戴老于1986年就写下遗体捐献志愿书，2002年因病逝世，尊其遗嘱，家属将戴老遗体捐给上海医学院。 （3）孟庆闻（1927-2007），著名的鱼类学家、水产教育家，上海水产大学原院长、教授，原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和九三学社上海市副主任委员，全国政协委员。2007年因病逝世，根据孟庆闻先生遗愿，将遗体捐献给祖国的医学事业，不举行追悼会和告别仪式。 （4）吴镇（1922-2007），上海交通大学船舶与海洋工程学院知名教授，九三学社社员，曾任上海市人大代表。2007年因病逝世，按吴教授生前遗愿，遗体将全部捐献给医学教学事业，不留骨灰，不举行追悼会。 （5）沈鼎鸿教授（1911-2011），著名的微生物学家，九三学社交大医学院委员会社员。2011年沈鼎鸿教授因病去世，享年101岁。沈鼎鸿教授生前表达了逝世以后志愿捐献遗体的崇高愿望，要把自己的一生无私地奉献给他深爱着的祖国医学教育事业。 （6）马国钧（1924-2007），原上海医学院病理学家、教授，解放前曾被国民政府征调美军翻译、训练中国军医。文革中，他被四人帮迫害入狱近8年，受尽非人折磨。晚年他罹患罕见恶性肿瘤，认为很有医学价值，要求身后捐献遗体做病理解剖，为病理学研究作出最后的贡献。 （7）周敬修（1925-2012），原上海医学院神经生物学教授。2012年周教授因病去世，此前他的夫人和妹妹已经实现遗体捐献，一家3口全部为医学事业作贡献。 （8）孙曾一（1922-）、吴劫彝夫妇（1922-），分别为肿瘤学和妇产科教授，早在上世纪50年代他们就加入了九三学社，孙教授曾任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上海市委副主委、政协委员等职。二老已于2014年双双填写遗体捐献志愿书，希望为医学事业作出最后的贡献。 总而言之，不论是各级领导，还是普通社员；不论是医学专业，还是非医学专业；不论是耄耋老人，还是青年才俊，他们都是九三学社的一分子，他们都是继往开来的九三群英。相信以民主与科学为宗旨的九三人，一定会以九三先贤为榜样，为我国遗体捐献事业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2004年 4月 14日，九三学社上海市委主任、上海红十字会会长谢丽娟陪同中国红十字会会长彭佩云视察复旦大学红十字遗体捐献登记接受站 颜福庆教授 颜福庆教授1944年所捐夭折孙女（双胞女胎） 没有解剖，就没有医学，而没有遗体，就没有解剖。然而，由于历史和传统的原因，我国遗体捐献工作起步晚、阻力大、发展慢。上海市遗体捐献工作自1982年在我国大陆率先开展，并于2001年3月1日颁布实施了第一部遗体捐献的地方性法规。截至2015年底，上海遗体捐献登记累计已达人，约占全国的1/3，实现捐献累计8770人，约占全国的2/3，成为了全国遗体捐献工作的领头羊。回顾历史，在遗体捐献工作的推动、立法和率先垂范方面，上海九三社员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涌现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 一、医学泰斗，捐献先驱 在我国近代医学史上，颜福庆（1882-1970）是一位享誉中外的医学泰斗：他是耶鲁大学第一位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的亚洲人，是著名医学教育家、公共卫生学家、国家一级教授；他先后创办了湘雅医学院、中华医学会、上海医学院、上海肺科医院、中山医院等医学教育和医疗机构，为我国医学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 其实，颜老不仅是一位医学泰斗，也是一位遗体捐献的先驱。他深知遗体对医学教育与研究的重要性，早在湘雅医学院担任院长的时候，就做了一件开先河的事情。 1920年10月6日，在《大公报》刊登了这样一条消息：“由湘雅医学院运来女尸首一具，请朱医士临场讲解。”一场惊世骇俗的人体解剖公开课，如期在长沙楚怡学校“菊花会”上进行，在长沙市民中引起了轰动。“菊花会”是当地举行的一场赈灾义卖活动。颜老将此当成科学普及的阵地，在向观众揭开人体解剖的神秘面纱的同时，也宣扬了解剖对于医学的重要性。 2014年3 月12日， 颜老的孙子―颜志渊老师来到上海医学院人体科学馆，因此向我们揭开了一段已尘封70多年的历史往事。据颜老师回忆，在他10来岁的时候，爷爷曾带他参观解剖陈列室，并指着一个标本瓶中的双胞胎女孩深情地说：“这是你的亲姐姐……”原来颜老师的母亲于1944年怀了一对双胞女胎，但不幸早产夭折。颜老为了医学事业的发展，怀着沉重的心情，毅然决然地将夭折的双胞胎孙女捐到了由他创办的医学院解剖室，保存至今。这珍藏的不仅仅是一件标本，更是颜老精神的最好见证与诠释。 早在1960年，颜老便嘱咐亲属：去世后将遗体提供给学校作解剖之用。然而，由于颜老在文革中深受迫害，不幸于1970年11月29日在家中含冤去世，一位医学巨匠就此陨落。因为身背了“反动学术权威”的罪名，颜老捐献遗体的愿望最终没有实现，无不让人扼腕叹惜…… 颜老于1956年3月加入九三学社，曾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兼上海分社副主任委员。在他的登高一呼和热诚感召下，谷镜汧、荣独山和林飞卿夫妇、苏德隆、郭秉宽、倪葆春和王淑贞夫妇、董承琅、顾绥岳及戴天右等一大批名医纷纷加入九三学社。1957年，医务界的九三社员就从原来的7人发展到81人，分布在全市22个医务单位。这些九三先贤们，在以后不同时期都为推动上海的遗体捐献工作作出了重要的历史性贡献。 由此可见，颜教授不仅是医学界的泰斗，也是九三社员开创遗体捐献的先驱，他毕生提倡捐献遗体，并身体力行。 二、病解大师，率先垂范 众所周知，病理解剖在最终明确疾病诊断和寻求病因上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病理解剖还是病理学教学的核心内容和知识来源。 谷镜汧教授（1896-1968）是我国现代病理学奠基人之一、著名病理学家、医学教育家、国家一级教授。他于1925年在德国获医学博士学位，1926年回国受聘于北京协和医学院，1927年随颜福庆到上海创办上海医学院。 谷老通过大量的尸体剖检发现了医学上的很多未知数，这些发现的未知数提高了临床诊断的正确率，提供了治疗疾病的有效方法，为此他极力倡导尸体解剖。1950年，他在《大众医学》《中华病理学杂志》上发表文章，发起签名运动，促进知名的科学家、社会名流加入遗体捐献志愿者行列。作为九三社员，他还在上海市政协会议上多次发言，介绍开展病理解剖工作的重要意义，得到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及临床医生的协作，使尸检工作得到很大的发展，为临床、教学、科研积累了大量宝贵的资料，提供了珍贵的病理标本，并在上海医学院建立了国内规模庞大、病种齐全的病理标本陈列室。 1955年3月14日，谷老写下了解剖志愿书：“本人是一个病理学工作者，深知病理解剖之重要，而又鉴于我国病理解剖之缺少，故愿将自己的身后遗体贡献于医学院作为病理解剖的材料。经过病理解剖之后，并愿我的骨骼制成正常（或病理）解剖标本，希望此身之最后部分还有用处。” 令人感动的是，谷老在文革期间惨遭迫害、身患重病弥留之际，仍念念不忘自己死后遗体要做解剖的诺言，叮嘱亲属将其遗体送去解剖，查找病变和病因，还殷殷嘱咐死后解剖时仔细观察他的心脏、血管、肾上腺等。他以实际行动实现了生前诺言，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一切贡献给祖国医学科学事业。 三、建言献策，助推立法 十年动乱，一场浩劫，遗体捐献工作也受到严重冲击。文革结束后，科学迎来了春天，医学科学也不例外。然而，遗体需求增加与遗体捐献匮乏的矛盾，严重阻碍了医学事业的发展。众多医务界的九三社员通过媒体、人大、政协等途径，积极建言献策，倡导志愿捐献遗体，促成了上海红十字会遗体接受站的成立，并助推了中国首部遗体捐献的地方性法规的诞生。 1980年12月11日，是九三学社上海第一医学院支社进行组织生活的日子。就在这次会议上，著名解剖学家、组织胚胎学家、国家二级教授、原上海市人大常委、政协委员王有琪教授（1899-1995）提出：“1980年人大不久将开，有几个问题可以提案，将来会有答案，如尸体解剖，请简单写提案……”彼时，民主党派刚刚恢复活动不久，九三先贤们对遗体捐献工作的重视及高瞻远瞩，非常让人敬佩。 谷镜教授 王有琪教授 谷镜教授写于1955年3月14日的遗体解剖志愿书 郭秉宽教授 顾绥岳教授 倪葆春教授 著名肺科专家、国家一级教授吴绍青教授（1895-1980）生前和家属、同事多次说过：“遗体是不必动用国家外汇去购买的、宝贵的科技资料。与其火葬，不如献出来，为医学发展作点贡献。”1980年，他因心肌梗塞病逝，根据他的遗愿，其遗体用于医学解剖，亲友为他致哀的花圈钱捐献给医学事业，治丧委员会把葬礼费用全部捐献给防痨协会上海分会。 1981年，上海市皮肤病眼病防治所所长、九三学社社员吴厚章教授给《解放日报》写信，建议提倡尸体解剖和器官捐献，并表示愿在身后献出自己的遗体。看到报上的来信后，有35位读者来信，纷纷表示愿在身后献出遗体，为发展祖国的医学科学，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贡献出最后一份力量。来信的读者中，既有共产党员，也有包括九三社员在内的民主党派人士；既有不少年老的退休职工，也有年轻的教师和工人，他们都认为，提倡尸体解剖和器官捐献，是移风易俗的一件大好事。 1982年，著名眼科学家、国家一级教授、原九三市委常委、上海市政协委员郭秉宽教授（1904-1991），在市政协五届四次全体会议上提出了“关于志愿死后捐献自身遗体和眼球的创议”。郭老指出，角膜病是致盲的主要原因，角膜移植术需要把新鲜尸体的眼球储藏起来，但取得尸体眼球十分困难，使许多本来可以恢复光明的盲人得不到救治，已经建立的眼库形同虚设。为了解决角膜来源问题，他特提出志愿在死后捐献自身遗体和眼球的创议，并通过这一创议作为生前立下的遗嘱，使之合法化。郭教授希望遗体捐献能在社会上蔚然成风，这样不仅可解决医学院校尸体解剖教学材料来源，更将是广大盲人的福音，则医学教学幸甚，盲人幸甚! 市政协办公厅对郭教授的提案进行了书面答复：对你的倡议我们表示完全支持和崇高敬意。自觉捐献遗体要克服旧的传统观念，要进行宣传、教育和倡导。市政协已通过报纸和政协《会讯》作了一些宣传，并转请有关部门注意这方面的宣传工作。 郭老于1991年9月28日去世，其亲属将他的遗体和眼球捐献给上海医科大学，实现了郭老生前的愿望，为医学事业贡献了一切。 上海市第四、五届政协委员，上海市科研先进工作者、上海市劳动模范、著名病理学家顾绥岳教授（1912-1991）也在政协积极建言献策。作为一名病理学教授，他深知各大医学院校尸源紧缺已成为医学教育的潜在危机。在市政协的提案中，他首次提出要加快发展病理事业，应大力提倡遗体的捐献，并多次在市政协座谈会上表示，带头捐献遗体，死后为祖国的医学事业作一次最后的奉献。 1991年1月，顾老因病去世，为了毕生追求的医学事业，顾老最后奉献出了自己的遗体。 1982年3月，来自上海的15位党政领导干部和顾问集体承诺——自愿在身后把遗体捐献给祖国的医学事业。在这些干部名单里，就有来自九三学社的上海市卫生局副局长朱瑞镛教授（1919-1994）。他们的身先士卒和垂范精神，极大鼓励了普通民众改变思想、移风易俗。在上世纪80年代，读者纷纷给报社写信，要求登记捐献遗体，让生命的意义，能以另一种方式造福人世。 1982年9月，市卫生局与市红十字会制定《上海市接受志愿捐献遗体暂行办法》，经市政府批准后在国内率先实施，由市红十字会承办，先后在上海医学院等6个医学院校建立了“红十字会遗体捐献登记接受站”，正式开创了我国大陆地区的遗体捐献工作。 1995年6月，上海市十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了《上海市红十字条例》，将“开展志愿捐献遗体工作”列入红十字会工作职责。 1998年，上海市人大将《上海市遗体捐献条例》列入市人大《上海市地方性法规五年（1998-2002年）立法规划建议表》。 2000年12月，上海市人大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正式审议通过了《上海市遗体捐献条例（草案）》。 2001年3月1日，全国第一个有关遗体捐献的地方性法规《上海市遗体捐献条例》正式颁布施行。 纵观上世纪80年代，由于市领导和老干部们的引领，一大批包括九三社员在内的医学界老专家和教授们的大声疾呼、率先垂范作用，极大地鼓励了普通民众改变思想、移风易俗，纷纷要求登记捐献遗体，其精神与大爱令人感动和敬佩。 四、志愿捐献，“九三”第一 1982年，自上海红十字会遗体捐献登记接受站正式创立后，就陆陆续续有市民前往登记。那么，究竟谁是上海第一个登记遗体捐献的人？谁又是上海第一个实现遗体捐献的人呢？据市红十字会相关负责人坦言，这些“最早”都发生在市红十字会开展遗体捐献工作的前一年，即1981年。在市红十字会遗体（角膜）捐献纪念网站上，1981年登记遗体捐献的志愿者一共有两位，赵乐事先生（1904-1982）就是其中的一位。 我们有幸查阅到赵乐事先生的遗体捐献志愿书，并得知赵老是九三学社社员。 解放初期，赵老即加入九三学社，曾任九三学社黄浦区支社主任委员、黄浦区政协常委和人大代表等职务。解放前，赵老曾任过民营大陆广播电台的台长。该电台曾为中国职业妇女俱乐部等团体举行义卖音乐会播音，募集经费救济难民和支援新四军抗日。 据赵老记述，他曾于1958年11月间，同颜福庆、董承琅二老同车赴北京开会；1959年春，又在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与倪葆春同志同学。三位医学专家都很关心赵老的健康，督促他积极治疗。 与赵老同行的三位九三先贤，除董老于1992年病逝美国外，颜老和倪老都大力倡导遗体捐献，并身体力行。倪老（1899-1997）是著名的医学家、中国整形外科先驱、国家一级教授，曾任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上海市第一、二、三届人大代表、政协第五、六届委员等。1983年，他就填写了遗体捐献志愿书。1997年10月28日，倪老因病去世，实现了捐献遗体的愿望，将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医学事业。 半个多世纪前，几位九三先贤或同车赴京开会，或同在社会主义学院学习。数十年之后，他们虽职业不同，但殊途同归，都为上海遗体捐献工作作出了不朽的贡献！他们是九三的骄傲！他们是中国的楷模！ 赵乐事先生的遗体捐献志愿书 赵乐事先生的病历(部分） 五、引领红会，弘扬捐献 作为红十字会的引路人，历任理事长们前赴后继、殚精竭虑地推动上海市遗体捐献工作的发展，他们或率先垂范，肩负起创立我国首批红十字遗体捐献登记接受站的历史重任，或忠实贯彻实施我国首部遗体捐献地方性法规，并在法规颁布实施后，推出一系列创新举措，助推遗体捐献工作迈上一个又一个新的台阶。 原上海市副市长、九三学社主委谢丽娟同志于1990年被推选为红十字会理事长，任期近20年。谢主委于1961年毕业于上海第二医学院，从医20余年，非常了解尸体解剖在医学中的重要性。上海市红十字会在她的领导下，自上海市遗体捐献条例于2001年颁布实施以来，每年都举行富有特色的主题纪念活动，并推出了一系列创新举措，如将每年的3月1日设定为遗体捐献纪念日；创造了众多中国第一，如首座红十字遗体捐献者纪念碑、纪念馆、纪念园、纪念网站以及第一首为遗体捐献志愿者、实现者所创作的歌曲《生命之歌》等。 这些创新性举措在社会各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极大地推动了遗体捐献事业的发展，并涌现出许许多多的感人事迹，如荣获“博爱家庭” “奉献之星”“浦东好人”称号的戎宏之家庭就是其中之一。 戎宏之女士出生于医学世家，她的祖父是从日本留学归来的名医，她的父母亲也是医务工作者。1997年，当父母要去办志愿捐献遗体手续时，子女们还难以理解，是父母的一席话打动了他们：“我和你们爸爸这一生既平凡又渺小，如果在生命的最后还能为人类的未来做出一点贡献，那就是我们的心愿。”在两位老人家相继病逝，实现遗体捐献愿望后，受他们的影响，他们的子女及其他亲属共13人也相继加入到捐献遗体志愿者行列，成为了人间大爱的最美接力者。 戎宏之和她的家人希望以自己的行动，号召更多的人加入到遗体捐献队伍中来：“生死轮回，赤条条来去本身就该无牵无挂。人死了之后，身体对本人来说已没有意义，若身后还能为社会为人类作贡献，那等于是把自己的生命延续了下去。” 从1982年在全国率先建立红十字遗体捐献登记接受站至今，不过34年，从2001年颁布实施全国首部遗体捐献地方性法规至今仅有15年。就在这短短的二三十年，由最初的举步维艰，到如今的蔚然成风，上海的遗体捐献工作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原中国红十字会彭佩云会长曾多次到上海视察红十字遗体捐献工作，对上海遗体捐献工作给予很高的评价，并为徐汇区遗体捐献志愿者之家欣然题词：“遗体捐献志愿者工作是一项崇高的文明事业，向你们学习，向你们致敬！” 上海的遗体捐献工作之所以有今天让人欣喜的局面，究其原因可以归纳为一句话，那就是：众人拾柴火焰高。这众人当中，既有众多九三先贤们坚持不懈的大力提倡和率先垂范，更不离开上海市红十字会会长、九三学社上海市委老领导谢丽娟主委殚精竭虑的积极引领、开拓创新和默默奉献， 他们的历史功绩将载入史册。 六、“九三”群英，继往开来 综上所述，我们已经了解到九三学社上海市领导和部分先贤们在遗体捐献历史进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然而，为此作出贡献的还有更多的九三人，他们的事迹或见诸报道，或默默无闻，据不完全统计，完成志愿捐献遗体登记和实现捐献的上海九三社员及其家属数以百计。由于篇幅所限，以下仅介绍部分社员的事迹。 （1）荣独山（1901-1988），原上海医学院著名放射学家、国家一级教授，曾任第一至六届上海市政协委员、常委。1988年荣老因病去世，实现了自己生前捐献遗体的愿望。 （2）戴天右（1904-2002），原上海医学院公共卫生学二级教授．中国妇幼保健创始人之一，曾任第一至六届上海市政协委员、常委。戴老于1986年就写下遗体捐献志愿书，2002年因病逝世，尊其遗嘱，家属将戴老遗体捐给上海医学院。 （3）孟庆闻（1927-2007），著名的鱼类学家、水产教育家，上海水产大学原院长、教授，原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和九三学社上海市副主任委员，全国政协委员。2007年因病逝世，根据孟庆闻先生遗愿，将遗体捐献给祖国的医学事业，不举行追悼会和告别仪式。 （4）吴镇（1922-2007），上海交通大学船舶与海洋工程学院知名教授，九三学社社员，曾任上海市人大代表。2007年因病逝世，按吴教授生前遗愿，遗体将全部捐献给医学教学事业，不留骨灰，不举行追悼会。 （5）沈鼎鸿教授（1911-2011），著名的微生物学家，九三学社交大医学院委员会社员。2011年沈鼎鸿教授因病去世，享年101岁。沈鼎鸿教授生前表达了逝世以后志愿捐献遗体的崇高愿望，要把自己的一生无私地奉献给他深爱着的祖国医学教育事业。 （6）马国钧（1924-2007），原上海医学院病理学家、教授，解放前曾被国民政府征调美军翻译、训练中国军医。文革中，他被四人帮迫害入狱近8年，受尽非人折磨。晚年他罹患罕见恶性肿瘤，认为很有医学价值，要求身后捐献遗体做病理解剖，为病理学研究作出最后的贡献。 （7）周敬修（1925-2012），原上海医学院神经生物学教授。2012年周教授因病去世，此前他的夫人和妹妹已经实现遗体捐献，一家3口全部为医学事业作贡献。 （8）孙曾一（1922-）、吴劫彝夫妇（1922-），分别为肿瘤学和妇产科教授，早在上世纪50年代他们就加入了九三学社，孙教授曾任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上海市委副主委、政协委员等职。二老已于2014年双双填写遗体捐献志愿书，希望为医学事业作出最后的贡献。 总而言之，不论是各级领导，还是普通社员；不论是医学专业，还是非医学专业；不论是耄耋老人，还是青年才俊，他们都是九三学社的一分子，他们都是继往开来的九三群英。相信以民主与科学为宗旨的九三人，一定会以九三先贤为榜样，为我国遗体捐献事业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2004年 4月 14日，九三学社上海市委主任、上海红十字会会长谢丽娟陪同中国红十字会会长彭佩云视察复旦大学红十字遗体捐献登记接受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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